情人

电影《情人》改编自玛格丽特・杜拉斯的同名自传体小说，以 1929 年法属殖民地越南为背景，用克制而暧昧的镜头语言，讲述了一段跨越种族与阶级的禁忌之恋，字里行间弥漫着潮湿的欲望与宿命的悲凉。

西贡的湄公河上，渡轮在浑浊的水面泛起涟漪。15 岁的法国少女（珍・玛奇 饰）穿着洗得发白的亚麻连衣裙，头戴一顶宽边草帽，帽檐下露出被热带阳光晒得黝黑的脸庞。她刚结束假期，正准备返回寄宿学校，脚下那双从母亲那里继承的、不合脚的镶钻高跟鞋，在跳板上发出踉跄的声响 —— 这是她试图伪装成 “成年人” 的唯一道具。

就在这时，一辆黑色的劳斯莱斯轿车停靠在码头，车窗降下，露出一张年轻的东方面孔。中国阔少爷（梁家辉 饰）坐在后座，手指间夹着一支香烟，眼神像湄公河的水流般深邃。他是当地华侨富翁的独子，穿着合体的白色西装，却总在不经意间流露出一丝局促。“我送你去学校吧。” 他用带着口音的法语说道，少女没有拒绝，拉开车门时，裙摆扫过他锃亮的皮鞋。

少女的家在西贡的贫民区，母亲经营着一所破败的小学校，微薄的收入要供养三个孩子：吸毒成瘾、动辄对家人拳脚相加的大哥比尔，懦弱得像只惊弓之鸟的弟弟保罗，还有她这个 “多余” 的女儿。寄宿学校的日子同样压抑，女孩子们私下谈论着如何用身体换取法郎，少女听着，心里生出一种莫名的冲动 —— 她需要钱，需要逃离这个令人窒息的家，哪怕只是暂时的。

第二天放学，黑色轿车准时等在校门口。少爷带她穿过西贡的唐人街，在弥漫着中药与檀香气味的巷弄里，走进一家挂着红灯笼的餐馆。他点了一桌子粤菜，自己却吃得很少，只是看着她狼吞虎咽。结账时，他塞给她一叠法郎，少女没有推辞，攥着钱的手心沁出汗水。

他们的幽会地点，是少爷在城郊的公馆。那是一栋典型的中式建筑，雕梁画栋间却摆着法式沙发，空气中混合着鸦片与香水的味道。第一次独处时，少女故作老练地褪去衣衫，少爷却突然别过脸，说：“你还太小。” 但欲望终究像湄公河的潮汐，在闷热的午后吞噬了理智。他的手指划过她肩胛骨的凹陷处，那里还留着童年营养不良的痕迹；她抚摸着他腕上的玉镯，感受着冰凉玉石下跳动的脉搏。

这段关系很快成了公开的秘密。寄宿学校的嬷嬷发现少女夜不归宿，将电话打到她家里，母亲赶到学校时，脸上没有愤怒，只有一种麻木的疲惫。“他有钱吗？” 这是母亲问的第一句话。大哥比尔得知后，闯进少女的房间翻找法郎，甚至威胁要去找那个 “中国佬” 要钱，被少女用花瓶砸中额头才悻悻离去。

少爷的家族早已为他定下一门亲事，对方是来自中国北方的富家千金，婚礼的请柬已经印好。他把这个消息告诉少女时，正坐在公馆的露台上，远处传来寺庙的钟声。“我不能娶你。” 他说，声音轻得像一阵风，“我的父亲不会同意。” 少女看着他无名指上那枚象征家族婚约的玉戒，突然笑了起来，笑声里带着泪：“我早就知道了。”

他们的告别发生在一个雨夜。少爷的婚车即将出发，他站在公馆的窗前，看着少女撑着伞走过街角。她没有回头，高跟鞋在积水的路面踩出破碎的声响。多年后，少女成为作家，在巴黎收到一封来自西贡的信，信上只有一句话：“他说他爱你将一直爱到他死。”

电影的最后，镜头回到湄公河的渡轮上。老年的少女坐在船舱里，耳边传来钢琴声，恍惚间仿佛又看见那个穿白色西装的中国少爷。湄公河的水依旧浑浊，只是这一次，她终于明白，那段始于欲望的关系，早已在彼此的生命里刻下无法磨灭的印记 —— 就像西贡永远潮湿的空气，带着甜腥的气息，缠绕一生。

《情人》的动人之处，不在于对情欲的直白描绘，而在于对 “边缘人” 处境的精准捕捉。少女既是殖民者的后代，却过着底层人的生活；少爷身为财富的继承者，却在家族与种族的枷锁中身不由己。他们的爱情，是两个孤独灵魂在异国他乡的相互取暖，也是殖民地时代一道注定破碎的倒影，最终只能淹没在湄公河的滚滚浊流中。